习语 |今日之中国,是亚洲之中国、世界之中国
如果不考虑外需,则今年上半年内需中消费与投资之比大约为1∶1.6,较之2007年两者基本持平的局面更加难尽如人意。
另一方面,国际化是中资金融机构适应经济金融环境变化、更好地为中资企业提供服务的客观要求。与此相反,相对于中国的实体经济需求而言,中国的金融创新仍显不足,金融产品较为单一,服务效率仍待提高,远不能满足经济发展和广大金融消费者的需求。
据估算,要使欧洲和美国的银行杠杆率基本趋于20倍左右的合理水平,须出售10万亿美元的资产,补充6000亿美元的资本金。同时,实证分析表明,利息收入和非利息收入存在一定的负相关关系。中国的金融业更应该顺应这一发展大势,在认真汲取国外的经验教训的基础上,健全监管协调机制,进一步推进综合经营试点。美国金融监管体系错综复杂,监管政出多门,对创新一直持放任状态。同时,为缓解危机冲击所带来的财务压力,许多大型国际金融机构和跨国企业纷纷收缩海外机构或海外资产。
对此,各国政府纷纷调整监管体系,建立统一监管机构,加强对风险的全面管理和控制。当年对外直接投资与我国实际利用外资的比例也从30%上升到接近60%。进入 胡鞍钢 的专栏 进入专题: 中国经济 历史轨迹 。
第二个就是日本,从1950年到1973年,那么保持了9.2%的高增长,所以说它也崛起了。胡鞍钢:所以说有别人相似的地方,也有别人不同的地方,能不能这样来讲我们也是事后诸葛亮,就是60年之后才发现这三个因素在不断地相互作用、混合来促进整个走出中国之路。先后在美国耶鲁大学、哈佛大学、日本早稻田大学等多所世界著名大学和研究机构,作访问教授和客座研究员。这就是我所说的为什么是出人意料的。
那么在1988年底完成这个国情报告,实际上我们就已经关注了中国到底是什么样一个发展的轨迹,那么1995年,我到新加坡讲学,其实主要的题目就是中国历史发展轨迹,更多的是用经济史学家的PaulBairoch的数据去讨论中国经济发展的历史轨迹可能是一个U字形,根据他的数据来计算的话,主要还是集中在这个制造业占世界总量的比重,所以那个时候就提出来应该是1750年到1950年这是U字形,就是从强盛衰落下来。王鲁湘:现在这里有一位凤凰网的网友,叫\"真理掌握我们\",他向胡先生提一个问题,说中国政府制订的五年计划,现在已经是十一五计划了,可以理解为中国社会是不是还没有完全摆脱计划经济?胡鞍钢:可以这么说我们当时搞的第一个五年计划,完全照搬照抄了苏联的第一个五年计划,是一个典型的计划经济,至少持续到五五时期都是如此,我们专门做过研究发现,就是六五时期的这个计划,定量指标大体经济方面的指标占了60%,非经济指标也就是公共服务指标大体不到40%,它是一个典型的追求经济,甚至这些指标都是计划指标,没有一个是预期性指标,但是到了十一五规划,我直接参与这整个过程吧,那么现在来看它的经济指标已经降到了21%,将近80%是非经济指标。
第二个含义地利,因为亚洲实际上从60年代就我们搞文革的时候,其实就已经开始集体崛起了。胡先生这本书里头用了几个小标题,一个小标题叫做中国的崛起出人意料,还有一个小标题就是中国的崛起前所未有,那么我想请胡先生再给我们解释一下,为什么在您看起来您长期观察中国崛起的,您会认为中国崛起出人意料?胡鞍钢:我想引用一下美国普林斯顿大学的经济学教授邹至庄先生的一段话,他是在2003年出版非常有名的一部著作叫《中国经济》中谈到,就是说中国的迅速的发展,而且持续时间这么长,他查阅了没有任何一个中国的经济学家,包括美国经济学家和任何一个经济学家曾经预测过。在1950年前后,他们俩的计算方法是不一样的,计算的口径也是不一样的,但是结论是惊人地相似,就肯定是一个迅速下降的过程,那么到了1950年以后情况是什么样的呢?我们也可以看出这个数据了,那么根据PaulBairoch的数据,当然中国就从制造业占世界总量的比重从2.3%,提高到5%了,略有提高,那么根据Maddison的数据,就是中国的经济总量,实际上变化不太大。王鲁湘:非常感谢胡鞍钢教授精彩的演讲,在聆听胡教授的演讲的时候,他是一个经济学家,用数字说话,不像我们学哲学的或者学历史的,有时候用观念说话,有时候用故事说话,其实在胡先生的浓缩的数字后面,是波澜壮阔的历史画卷。
他的数据一直算到1980年,其实我们并不知道后面还有个U字。王鲁湘:其实在80年代的时候,我们从那个年代过来的人,都会熟悉两个概念:一个就是邓小平提出的就是我们的发展,是摸着石头过河,还有一个就是我们的发展特别要注重中国自己的国情,叫做国情论,就是我们的发展一定是和历史上和现在有的包括过去有的所有的国家一定是一条不同的道路,那么现在30年过去了,您觉得我们现在还是在摸着石头过河吗?国情论对于我们的发展仍然是至关重要的吗?胡鞍钢:我觉得就是能不能这么理解可能更好一点,就是中国这条道路,有三个要素,第一个要素实际上就是现代化因素不断地扩散、强化和演变过程,这是世界各国必须走的。胡鞍钢:J这个上去的这一条曲线,但是我进行大胆的推论了,就认为中国已经进入到经济起飞阶段,特别是1980年前后,那么它很快出现一个J字形上升的一个阶段,当时我有一个很重要的观点,叫天时、地利、人和,天时就是中国也该轮到了,前面有两次比较明显的,一个是美国的1870年到1913年,大体经济增长率保持在4%。凸现首先是四小龙,接着是东南亚、接着就是中国,也包括印度,所以我认为这个地利对中国来讲是难得的,那么人和是什么含义?就是小平同志所提出的改革开放,保持天下大治。
胡鞍钢:那么我们可以说今天的中国的十一五规划或者说中国的政府的职能就是典型的公共服务性政府,那么这21%的经济指标大部分是预期性指标,不是计划指标,从这个意义上来看就是说中国并没有抛掉原来用五年计划或者五年规划这样的一个有用的工具,只是改变了它的内容,事实上中国需要这样的五年规划的手段,特别是在公共服务,它是靠市场无法实现的,因此采取这样的一个方式,它会有效率地来解决中国的公共服务,我前天在我们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的非洲班,大约有将近40个人,他们都是从非洲20几个国家到我们这来培训,我就举了这个\"十一五规划\"有一个很重要的指标,当时有22个国家核心指标,其中有一个指标就是要使得新型农村合作医疗覆盖的人口,到2010年要扩大到80%以上,而2005年是23%,那么事实是什么呢?去年就达到91.3%了,那么我就给非洲的学员们,实际上是它的公务员了,有很多都是高级公务员我就讲:如果中国没这个规划,那么各地方就没有这个规划,各地方没有这个规划,就没有办法实现这个目标,这不是靠市场经济能够达到的,它必须靠政府有效率地来进行公共服务的投入。那么如果我们再看一下宽带网,宽带网实际上是进入21世纪以后才出现的,特别是中国,那么在2000年的时候,中国和美国的相对差距是311倍,去年我们已经达到了2.7亿户用户,已经超过了美国。
胡鞍钢:我把它界定为就是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现代化社会,是这三个要素构成了一个独特之路。但事实就是已经发生了,我们只不过是事后诸葛亮来承认这一点,但是它标志什么呢?标志说我们市场创新是非常重要的。
因此我们看到中国的崛起,就像我前面所说的U字形曲线,其实我们都是事后诸葛亮,那么第二个就是说中国的崛起是史无前例的,并不只是简单地指出它的增长率,而是指出什么呢?它的规模。胡鞍钢:所以说呢我想呢,就是没有一个人能够预见到中国十几亿人口有这么巨大的发展能力和发展潜力。第二个创新就是我们所说的制度创新,就是我们从计划经济模式向市场经济模式转变就是一个巨大的创新,从一个封闭的经济这样的一个制度的安排,到一个开放的特别是全面开放的经济的制度安排,譬如说2002年以后我们加入WTO,这种制度安排它本身就是一个巨大的创新,那么第三个创新我们就称之为是市场创新,这恰恰是中国十几亿人口的独特优势,就是它有巨大的国内市场,如果它能够鼓励国内竞争,打破垄断,促进要素的流动,它本身就充满活力,可以说5年前,谁会想到中国会在2009年是世界汽车销售最大的市场,没有人相信的,我自己做研究我都不能相信,我说至少也得要到2020年。胡鞍钢:只要保持天下大治,我相信就是中国会迅速崛起,所以说这是1995年对这个认识,但是随着我后来去读了Maddison的研究,特别是他1995年发表的英文的关于世界经济发展,他的标题就是从1820年到1992年大约也是100多年的时间,他首次把世界的更详细的数据都给计算出来,而且首次是用购买力评价计算,就不是用汇率计算的,接着他在1998年又出版了关于《中国经济的长期表现》,这是第一版,那么现在,他又出了第二版,我今天也特意带来就是一个第二版,第二版他实际上呢从公元960年算到2030年,而且他是原来计算的时候是1820年到1995年,这是他当时的研究,但是这本书又从公元960到2030年,如果按照这个计算的话,那更加证明这个U字形上升了,因为它可以到2030年的预测,这就是我认为我们作为一个迅速崛起的大国,我们要知道它大国崛起的背景是什么?特别是从世界现代经济增长的历史背景来看,这样的话,可能你对现实问题就会有历史的纵向的这种深度以及国际的比较。王鲁湘:60年来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走上了一条有中国特色的现代化建设道路,人口众多,历史悠久,发展水平落后,各地区差异甚大的独特的东方大国,在世界的崛起是人类历史史诗中最波澜壮阔的篇章,中国的崛起是绿色崛起,创新崛起,和谐崛起、和平崛起、合作崛起,一个现代化的中国将对人类作出更大的贡献。胡鞍钢:对,因为我也研究过世界银行的研究,那么在世界银行1983年第一份报告就对中国做过预测,那么就发现不对了,就很快在1984年、1985年又出了第二份报告,但是到了1997年世界银行再做中国2020年研究的时候,就尖锐地做出了自我批评,我称之为叫尖锐的,什么叫尖锐的呢?就是根据他们的预测和后来的实际数据相差多少呢?只相当于中国实际1995年经济总量的一半。
譬如我再举一个例子,本来这次汶川灾害重建的规划叫三年规划,那么经过总书记包括温总理他们调研之后,当然也征求了地方的意见和可行性,现在要二年完成。新中国成立60年历经曲折,如何从百废待兴跃居经济总量世界前列,两组数据背后隐藏了怎样的发展规律,百年经济复兴面临着哪些挑战?胡鞍钢:本期给大家所介绍的是中国经济发展的历史轨迹,真正来理解中国经济发展的历史轨迹其实是相当困难的,主要的原因,就是我们还缺乏对中国历史数据的分析,以及世界历史的数据,那么我本人,因为1991年到美国耶鲁大学经济学系做博士后的时候,就看到了当时的经济学家PaulBairoch,关于这个世界制造业的一个历史数据的计算,他是从1750年到1980年的计算,这是我所看到最早的一个数据,那么正是基于对这个数据的分析,我们就看出了中国的经济发展的历史轨迹,那么今天,我还特意把他的数据给带来,来理解中国的历史轨迹。
因为美国的全部人口也就是3亿人,它并不是百分之百都用上了宽带网,用宽带用网络是有可能,但是用宽带网并不是全部覆盖的,因此,我们可以看出来实际上中国在任何新的技术方面来看,从一开始都是巨大差距,但是由于我们开放,由于我们前面所说的包括观念的创新、制度的创新、市场的创新,因此,我们就会有强大的动力来推动技术创新,从而来缩小和美国之间的差距,因此我用这个创新的理论来解释,为什么中国会衰落?就是你不能够创新,或者说你的创新不足以和你的竞争对象来比较,那么反过头来,我又可以用创新的理论来解释为什么中国可以崛起?尽管我们可能是创新的技术的后来者,而且有巨大的差距,没有关系,但是前面这三个创新和最后一个创新相互作用的话,我们就有可能崛起。王鲁湘:超乎所有人的想像。
中国之路是特色社会主义还是权威资本主义,它的优势如何得以体现?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发生了怎样的转变?王鲁湘:那么说到这一点,我也注意到西方现在学术界有一些说法,在比较的西方的这一个自由资本主义和中国现在的发展模式,当然我们中国称自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但是西方的很多学者他当然不会用我们这个术语,他会把我们概括为什么呢?当然很难概括,勉强做一个概括,他认为我们做的还是资本主义,而且是一种权威资本主义,那么这种权威资本主义也不失为一个后进国家的一种发展模式,但是这种模式在他们看起来和西方的自由资本主义的民主发展模式是不一样的,因此就是他们觉得这样一种发展模式最后导致的一个结果很可能走向某种比较可怕的一个目标,这个目标就是他们所说的可能形成对世界的一种威胁,您同意这种看法吗?胡鞍钢:我认为就是说,在我们1949年的时候,其实中国就不同意西方,我在《中国政经济史论1949-1976》,专门拿出一章就谈1949年我们和它有什么不同,至少有几个方面我们可以从经济学的角度是可以论证的,第一发动工业化的时间晚,我们比它滞后了150年甚至200多年,第二发展起点低,因为它们在进入现代经济增长的时候是要有增长门槛的,我们比它低得多,如果不是中国共产党这样的一个体制,中国什么时候进入到现代经济增长时期还很难说。胡鞍钢:那么我做过几个国家经济起飞的初期的研究,像美国它在1870年经济起飞的时候,当时的总人口规模是4200万人,等它完成了这个经济起飞到1913年的时候是9800万人,不到1亿人,那么日本经济起飞的时候,实际上是8200万人,就比美国当时要多两倍了将近,等它完成了经济起飞也就1973年的时候只有1亿人,而中国是什么情况呢?中国是1978年的时候人口规模是9.6亿人,到现在我们还没有完全完成经济起飞,那么如果到2020年我们就算经济起飞的阶段结束的话,那时候人口超过14亿人,因此这么一个大的规模的人口迅速地经济起飞又迅速地崛起,世界上从来没有见过。
这就突出表现为我们所说的工业化、城镇化和现在所说的信息化,以及更加广阔的现代化的意义,这是和其他国家都差不多。由于在中国宏观经济管理研究领域的突出成就,2008年荣获复旦\"管理学杰出贡献奖\"后来就出现了一个重大的问题,就是许多企业在危机到来时不能破产,在全局程度上必须解救它或者是保护它。这两项政策给几亿农民的好处,按照2006年的情况计算是1200亿元,按照2008年的情况是2000亿元以上。
经济学理论告诉我们,企业的目标在于利润的最大化,企业始终在追求利润的最大化,但是辜朝明说,在资产负债表危机下,企业的微观目标从利润最大化变成了负债最小化,这是一个本质的变化。所以到了危机以后,微观主体的企业、银行或者是家庭,就不得不花很长的时间用得到的钱恢复资产负债表,使它变得正常起来。
关于急救期,现在大家慢慢认为已经见底了,用克鲁格曼的话来说,已经将经济从重症监护室推出来了,现在人们讨论的重点已经转移到复苏期究竟会是什么样,会有多长的时间,走势是V形、U形、W形还是L形呢?中国上半年的经济增长已经是到7%了,大家认为下半年8%没有问题,因为去年的上半年我们平均12%的增长率,去年下半年特别是第四季度遇到危机之后,下半年总平均是9%的增长率。很多学者的讨论都围绕这些,总体上的应对是应急短期为主。
但是实际问题,我们对外部的情况和内部的情况,判断和拿捏是不是正确和准确?如果判断不是很准确,甚至有很大的片面性,那么就会有很大的问题。到了后半期,内部动力不足,形成了开放带动改革的趋向。
美国现在债务也是越来越大了,但占GDP的80%多一点。这些战略的设计、实施、推进倘若真正见效的话,五年或者更长时间能够真正走出经济危机,那不得了。这三大宏观上的表象笼罩了日本十几年,挥之不去。现在全球危机是全球失衡,消费和投资不成比例,美国人借钱中国人不花钱,其实中国内部的失衡也很严重。
他们这一震呢,震出黑人总统来,史无前例。在输入型通胀占主导的情形下,为了社会稳定,给穷人发补贴,大学生加一点伙食费,这些都对,但为控制通胀而强行管制物价,使之压在一个人为设定的低水平下,其结果必然是强行扭曲市场结构,导致短缺与劣质,到头来还是管不住。
另一种做法是光着膀子烧火取暖,胸前一堆火,背后一堆火,房地产、股市不都是火嘛。新中国成立之后一个大弯子向北去了,我们走了弯路。
第一点议论,不要在一条石路上绊倒两次,走过去摔一个跟头,回来又摔一个跟头,这就不聪明或者说不够聪明。能不能重新站起来自己走?我们希望近百年来受尽苦难的民族和国家这次能够真正走出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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